2013年，两高等部门发布《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（下称“意见”）时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，时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周峰介绍了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，但他表示该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探讨。

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《国家卫健委：两节期间严防出现聚集性疫情》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